1981康水木謝長廷/陳水扁/林正杰連線競選台北市議員,

11/12辦了一個活動,到國父紀念館紀念「我們的國父」,如今

陳水扁竟然把中華民國總統府的國父銅像給踢走了

我的感想是：

乞丐趕廟公

海峽百論

王曉波◎著

代序

一百個月的日子

《海峽評論》百期感言

從一九九一年元旦創刊，百個月的日子過去了，《海峽評論》出刊了一百期。

回想當年，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雖然北京當局穩住了局勢，免於中國陷入二次「文革」的內戰混亂，但是，鄧小平開放改革的形象為之破碎，國際輿論爭相撻伐，指責交加，全球炎黃子孫的愛國主義為之心碎!一百五十年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的夢想「中國一定要富強」、「中國人站起來」，難道就要從此斷送嗎?.

在這樣的歷史形勢和心理背景下，在祖國最困阨和危險的時候，台灣的愛國知識份子苦思焦慮，也開始集結，為了聯絡同志，互通聲氣，於是決定創辦《海峽評論》。當時我們的心情，正是《海峽評論》五周年時所說的－「在那反中國的狂潮中，對《海峽評論》，我們沒有高調，也沒有期望，只有一股不可撼動的意志－即使一本不賣，我們也要辦下去!為這一代的台灣中國知識份子作歷史的見證。在善意或惡意、嘲笑和惋惜的眼光下，《海峽評論》以最粗糙的方式，一期一期的出刊了，我們不寄望於鼓動風潮，只但願能聯絡同志，以友輔仁。陳獨秀創刊《青年雜誌》第一期印了一千本，《海峽評論》第一期印了三千本。」

一百個月來，隨著國內外客觀形勢的發展，我們採討了兩岸的和平統一和二十一世紀中華民族的復興，也經歷了一些國內外歷史發展的大事。

二十世紀初，蘇聯「十月革命」的成功，不能不說是繼美國獨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之後的人類歷史的大事，而在二十一世紀與美國爭霸全球的蘇聯，居然在一九九一年頹傾了，而使得俄羅斯至今陷天政治經濟的泥淖裡難以自拔，這真是「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蘇聯瓦解後，美國成為世界唯一的超噬，再也無人與之爭鋒。

「六四」之後，接著蘇聯瓦解，中共竟穩住了陣腳，不但沒有出現反華人士所預期的「骨牌效應」，反而以二位數字的經濟成長率不斷攀升，於是「下一個世界經濟超強」之聲鵲起。

五○年代韓戰後，美國的遠東戰略本是「以獨制蔣，以蔣制共，以共制蘇」。一九六九年「珍寶島事件」後，美國的「以共制蘇」才與毛澤東的「反霸統一戰線」一拍即合，才有《上海公報》，接受了「一個中國」原則。

蘇聯瓦解後，「以共制蘇」的戰略目標達成，「下一個世界經濟超強」的「中國威脅論」浮上檯面，而有「邪惡帝國」、「頭號敵人」、「拆散中國」甚囂塵上。「遏制」還是「交往」，遂成為後冷戰時期美國國內對華政策辯論的焦點。

一九九五年，李登輝訪美是美國測試中共對台可政策的底線，中共則以兩次飛彈演習答覆，以證明保衛領土主權完整的能力和決心。後來，美國方面公佈，才知道，九六年的台海危機，戰爭竟竟是如此危險的擦肩而過到美國必須回答，美國是不是要繼韓戰、越戰之後，為了台獨再與中國做一次軍事較量。於是才有九七年江澤民訪美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和九八年柯林頓訪華的「柯三不」。「打不贏，就入夥」，美國目前不願意為台獨付出戰爭的代價。

一九八八年，蔣經國逝世，大家都期待蔣家政權結束後，台灣能邁向自由民主，新一代台灣領導人與中共並無恩怨，也可以在蔣經國開放大陸探親的基礎上促進兩岸和解，進而統一。但是，人們對李登輝善良的願望，一一落空。一開始，什麼「主流」、「非主流」，最多是「省籍情結」罷，北京也公開支持台灣同胞要求「當家做主」的正當權利。後來，又是什麼「彈性外交」、「務實外交」，或者只是一種與中共外交鬥爭的策略罷。後來，又陸陸續續說些「怪話」－「參加聯合國，名稱不重要」、「台灣已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國號叫中華民國」、「政府從來沒有說過一個中國政策」，或者因其知識語言為日語，用中文表達有「語言障礙」罷。

一直到一九九四年，司馬遼太郎和李登輝的對談發表後，李登輝的「內心世界」才大白於世，原來他是一個日本軍國主義在台灣的餘孽。但我們還是以「原鄉人的原罪在原鄉」來包容他。江澤民在司馬遼太郎之後，還發表「江八點」來挽回李登輝，直到李登輝配合美國反華勢力，破壞「一個中國」原則，而有九五年訪美之行。中共才開始「四評李登輝」和飛彈演習。

飛彈演習之後，李登輝也由「民主先生」變成了美國的「麻煩製造者」。但W，李登輝隨著其權力的穩固，也愈來愈肆無忌憚，竟然推動修憲讓自己取得有權無責的獨裁地位；為了貫徹其軍國主義皇民思想，竟然推動竄改認識台灣歷史教科書，歌頌日本在台的殖民統治。並且公開狂言聲援他的殖民母國日本，不要為五十年前的侵略戰爭向中國道歉。

從十九世紀中葉，丁裴里將軍建議佔領台灣以來，佔領台灣或促使台灣和中國分離，一直被視為是美國的「國家利益」，但當時美國尚無力跨海西來，又為分化中日兩國，而唆使日本佔領台灣，才有馬關割台，使中日兩民族成為世仇。而漁翁得利。美國不願為台獨一戰，而有「新三不」，但並不表示反對日本支持台獨，所以，九八年柯林頓搶在江澤民之前訪日，日本不但不接受「新三不」，甚至拒絕為侵略中國道歉。日本的「高姿態」與美日「安保條約」的擴大解釋，及美國佈置TMD當不是孤立事件。美國是否會重複十九世紀分化中日的伎倆，尚猶待觀察。

九○年代的歷史反覆曲折，這一百個月來的兩岸關係也是波濤洶湧，面臨著二十一世紀，祖國和平統一和中華民族復興的道路，決不容許我們樂觀。但是，「國家一定要統一，民族一定要復興」的信念也決不容我們退縮。我們永遠不能忘記孫中山先生的臨終遺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海峽評論》也必追隨海內外中華兒女，為我們這苦難而偉大的祖國繼續奮鬥底於成功。

海峽百論目錄

□代序：一百個月的日子 《海峽評論》百期感言

創刊旨趣／○○一

充滿著機遇與挑戰的兩岸關係／○○五

中共「全國對台工作會議」之觀察

美國霸權主義的一戰／○一二

兩岸定位必須從和平統一出發／○一六

注視美國對華政策的新動向／○一九

我們對終止勘亂後的主張和呼籲／○二三

不可懷有對美國過度的期待／○二七

評九一年中蘇高峰會議

重為「清國奴」不是不可想像了／○三一

誓惕日本對台的政經「侵蝕」

強權畢竟不是公理／○三五

再評美國對華政策新動向

以民族血淚凝成的中國愛國主義／○三九

評中共取消「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紀念會」

台獨是重返聯合國的不通之路／○四三

以全民族的智慧排除台獨的出賣／○四七

評民進黨《台獨黨綱》事件

「拆散中國」的幻想／○五一

評貝克訪華及大陸人權問題

台灣民主政治的落空／○五五

二屆國大選舉的觀察與分析

不可相信美國霸權主義／○五九

《上海公報》二十年與美國對華政策的演變

國際新形勢與中國的挑戰／○六三

國民黨的自毀之路／○六七

評「三中全會」的權力鬥爭

放下統治身段回歸人民立場／○七一

論國民黨的自救與再生

為維護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請命／○七五

致李總統登輝先生與國家統一委員會全體委員

西方霸道與東方王道的抉擇／○八一

評日本通過《海外派兵案》

恢復兩岸人民關係的正常化／○八五

評所謂打壓「大陸熱」

誰是真正現代「吳三桂」?／○八九

兼論分離主義的外國因素

切勿落入美國「軍經複合體」的戰略陷阱／○九三

評兩岸外交競爭與美國軍售案

台灣人民拒絕追隨「吳三桂」／○九七

評立法院總質詢的統獨辯論

名不正則言不順／一○一

也論「一個中國」和「一中一台」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一○五

中俄《聯合聲明》和台灣二屆立委選舉的觀察

主人與鷹犬的抉擇／一○九

論中國經濟成長與美國「智庫」對台政策的新建議

否定「一個中國」即否定中華民國／一一三

評李登輝對「一個中國」原則的無信與無知

必不然的「兩國_與必然的「兩剃」／一一七

有感於大陸政策的新人新政

國王的新衣／一二一

評「聯合國熱」

島內統獨之爭的新形勢／一二五

「辜汪會談」後的深層觀察

自作孽不可活／一二九

對台灣當前政局的諍言

自民黨之後的國民黨／一三二

對台灣當前政局的危言

歷史的開端或終結／一三五

國民黨十四全之觀察

切勿陷入美國對華的「新冷戰」／一三八

評兩岸「白皮書」之戰

緊張與對抗／一四一

美國的對華新改策

「江柯會談」與台灣問題的觀察／一四四

「一個中國」原則的膠著／一四七

「台北會談」之觀察

兩岸「冷戰」該結束了／一五○

評李登輝的「破冰之旅」／一五三

「二二八」平反之後／一五七

論「白色恐怖」和解的意義

「千島湖事件」與兩岸關係／一六○

無知才是最大的悲哀／一六三

原鄉人的原罪來自原鄉／一六六

「參加聯合國」的神話／一七○

評李登輝論「一個中國」／一七四

警惕台獨法西斯狂潮的形成／一七七

亞太新秩序與台獨法西斯／一八三

打破台獨民意的神話／一八七

第一屆省市長選舉的初步觀察

新年。新黨。新內閤／一九一

名不正則言不順／一九三

解讀檢討李登輝的悲情意識

和平奮鬥救中國／一九八

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七十週年

警惕美國重演馬關割台的歷史／二○二

評李登輝對「汪八點」的回應／二○五

兩岸關係風雲亟矣／二○九

拋棄幻想，面對挑戰／二一三

台灣不可成為整中華民族的工具／二一七

何以「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三一○

評李登輝參選下屆總統

台灣光復即「一個中國」／二二四

光復節感言

除卻巫山不是雲／二二八

江澤民訪台願望難免落空

台獨與反台獨的對決：林郝配／二三二

再艱苦的路也得走下去／二三六

創刊五周年記

能和何必戰／二四○

評李登輝的「膽識」

不可征服的血肉長城／二四四

論「一個中國」原則

論選後台灣政治生態的調整／二四八

新冷戰陰影下的兩岸關係／二五二

美國對華的文化戰略／二五六

兼論余英時向中國民族主義宣戰

評李登輝的中國文化觀／二六○

中美外交與兩岸關係／二六四

雷克訪華的觀察

中國沒有可以被侮辱的人民／二六八

保釣運動何罪，民族主義何辜／二七一

九六年保釣運動的觀察／二七四

保障台海和平開放兩岸直航／二七七

向「國家發展會議」喊話

兩岸定位與國家認同／二八○

評朝野兩「國發會」

論新黨的五項局限／二八六

評朱高正的「家變」

哭望天涯弔偉人／二八九

敬悼中國人民偉大領袖鄧小平先生

義利之辨與改革之道／二九三

再評新黨的「家變」

救救孩子，救救下一代!／二九六

評皇民化階級竄改台灣歷史教育的陰謀

萬方有罪，罪在一人／二九九

評李登輝政權的歌叛親離

毀滅前的瘋狂／三○二

毀憲竄史難逃歷史懲罰

毀憲之後／三○五

一個新的動盪的時代開始

「主權共享」即「一個中國」／三○八

自欺欺人的「務實外交」／三一二

評李登輝的巴拿馬「太平之旅」

「戒急用忍」能忍到何時?／三一五

評張榮發衝擊李登輝

當代的慈禧太后乎?／三一八

李登輝「打破虛假的國際體制」的虛假

連戰真能跨出自主的腳步嗎?／三二一

國民黨敗選後的政治觀察

美國遠東戰略的人肉盾牌／三二四

罪惡起自於無知／三二八

沒有中國的「中國政策」大辯論

捨棄自家無盡藏／三三一

評新黨「十人小組」的「一中兩國」

兩岸談制之觀察／三三五

台灣必須回歸憲法的「一個中國」／三三八

主張祖國和平統一是台灣人民不可剝奪的權利／三四三

評李登輝和國安局的新白色恐佈

回歸憲法，回歸現實／三四八

論「江柯會談」後兩岸關係「維持現狀」

白色恐怖的黑暗時代又將來到／三五二

論李登輝的台獨法西斯

「歷史正確_與「歷史錯誤」／三五七

評所謂「李登輝改革路線」

兩岸定位：不完全繼承／三六六

論「一個中國」的實然內涵

馬扁之爭的政治觀察／三七二

「新台灣人」概念的解析／三七七

中國的和平統一一定要實現／三八一

有關「一個中國」和「一國兩制」的若干問題

誠實是最好的政策／三九二

評台灣當局的「波茨坦牌」和「民主牌」

創刊旨趣

經過八十年代，時序進入九十年代後，整個世界局勢和島內外的形勢都有了五十年代冷戰以來前所末有的變化。面對著這些新的形勢，我們必須要有新的思考和新的探索。除了新形勢所提供的新的客觀條件外，如何在新的客觀條件下，爭取祖國的平和統一及為中華民族邁入二十一世紀創造條件，更是我們必須努力的新思考和探索。

五十年代以來冷戰結構的中美對峙，至七九年的中美建交，除台灣問題外，已基本上得到和解。並且，由中美和解，而促成了美蘇和解。至八九年，柏林圍牆的拆除及「東歐風潮」，美蘇在歐洲的對峙也得到了和解。八十年代是個冷戰結束的年代。

由冷戰結構和不同意識型態所分裂的國家，也終於得到了和平統一的璣會，首先，南北葉門統一了，東西德也於十月三日統一了，北韓總理歷史性的跨過由美軍駐防的三八度線而成為南韓青瓦台的貴賓，南韓總理虛泰愚也聲稱：「不能在二十世紀結束以前完成韓國統一，是我們的恥辱。」

自七九年中美建交和中共宣佈以「和平統一」取代「解放台灣」的政策後，也促使了兩岸敵意的紓解，而有八七年的解嚴和開放大陸探親，並且，李登輝總統也宣佈將於九一年的五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

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將是整個中國和人類歷史轉捩的年代。經濟飛躍的日本和德國統一後的歐洲，加上中國將會經過這最後的十年，打破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蘇兩霸二分世界的國際權力秩序。美蘇和解後，東西對抗的形勢將會轉向南北對抗，工業先進國家的霸權主義將會更加大量的向第三世界吸取資源，而引起更尖銳的矛盾。

從石油危機以來，由伊朗的柯梅尼，利比亞的格達費到伊拉克的哈珊，中東的戰爭危機一直沒能解除。拉丁美洲大從智村的阿葉德，尼加拉瓜的奧帝加，到去年十二月美國出兵巴拿馬「逮捕諾瑞加」，美國與拉美各國的衝突亦未中止。在遠東方面，也有南韓和菲律賓學生反對美國駐軍的運動。

美國為了維持其世界霸權秈經濟利益，其與第三世界國家的衝突，未來仍將繼續，除非美國能夠取得蘇聯，日本，歐洲的支持，否則，美國將在與第三世界國家的衝突中，漸漸失去其在國際權力結構中的領導地位。因此，其介入海峽兩岸分裂的力量也將相對的更加減弱。

在未來的南北對抗中，南方各國的出路則在於第三世界的整合，和也屬第三世界的大國中國的屏障。中國是否能在邁入二十一世紀後，成為第三世界的屏障，和成為世界和平穩定的力量，則有賴於未來十年間中國是否能在開放改革的道路上穩定的成長，其中也包括兩岸和平統一的因素在內，因為台灣的經濟力量一旦參與大陸的經濟建設，將會是中國開赦改革穩定成長的強大財力。

面對歷史變化的潮流，台灣以一島之地，二千萬人之眾，固無妄自尊大的理由，但也無妄自菲薄的必要。

可是，面對著世界和解的大潮流，和分裂中國家統一的趨勢，台灣朝野的「有力者階級」卻只知沉湎於「權力的遊戲」。從來沒有認真而嚴肅的去接納過期望祖國統一結束兩岸分裂的台灣民眾的民意‘更沒有誠意承擔實現祖國統一的歷吏遠見和責任，僅自滿於維持其做為霸權主義附庸的特殊地位。

中國統一的條件，仍有待於創造，中國統一的方式，更有待於集中這代中國人的智慧共同探索，形成共識。

然而在「有力者階級」的把持下，獨台與台獨合流的聲浪充斥著整個台灣的言論市場。在他們口口聲聲「民主」和「民意」的口號下，期望祖國統一的民意無由表達，更無由實現。在他們口口聲聲了一千萬人民的安全和福祉」的幌子下，由經濟衰退引起的廣大民眾的困苦無人聞問，真正危害台海安全的內戰狀況無由解除。

所以，我們認為「民主」，「民意」及「二千萬人民的安全和福祉」，是不能依賴朝野的「有力者階級」了，更遑論祖國的統一和二十一世紀中華民族的復興。

我們是一群無拳無勇，無權無勢的知識份子，我們自認為有權利，也有責任為不被「有力者階級」蠱惑而心存祖國統一的台灣同胞代言，我們創刊本誌，希望能結合海外及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共同討論祖國統一、中國前途和世界和平的問題，並把我們的知識和智慧貢獻於台灣社會，祖國統一和世界平，也希望海內外與海峽兩岸的朋友們能給我們批評和指教。我們的宗旨是：

1. 政治民主，社會平等。

2. 兩岸整合，祖國統一。

3. 復興中華，世界和平。

《海峽評論》第一期一九九一年一月

充滿著機遇與挑戰的兩岸關係

中共「全國對台工作會議」之觀察

對台政策的穩定性

中共中央所召開的「全國對台工作會議」，十二月六日起為期七天，已於十二日結束，並由「新華社」發佈會議決議。這是七九年元旦中共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以來的一件對台工作的重要會議，備受各方矚目。

會議的目的，誠如「新華社」所說的，「這次會議是在國內政治局勢穩定，改革開放深入發展，台灣局勢和兩岸關係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召開的」，其目的則是要在新的形勢下達成「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任務。

會議的內容，大致是把這些年來，中共領導人所發表過的對台政策做了一個系統而完整的表達，並沒有特殊的變化，這也表現了中共對台政策的穩定性和一貫性，並不如會前所盛傳的，中共內部二派鬥爭，對台政策將受強硬派的影響，而有所緊縮。

「新華社」發俺會議內容後，一級大陸研究專家咸認為，其中沒有提及「武力犯台」，而只強調和平統一之原則，而『與我方堅持之原則是一致的』高英茂」，丘宏達也認為「文中末提及武力犯台，這是緩和的作法」。

其實中共在七九年元旦《告台灣同胞書》中，就明白的宣示了「和平統一祖國」的政策，取代了以往的「解放台灣」。所謂「武力犯台」，先是鄧小平宣示的對台用武三原則，即聯蘇仁台獨、核武。當時的背景是，美蘇尚未和解，中蘇共仍在邊境武力對峙，不但中共不容許台灣聯蘇，恐怕美國更不容許。在兩岸對峙的倩形下，台灣發展核武當然是對大陸嚴重的威脅，當年古巴準備設置的蘇聯飛彈基地，幾乎引起戰爭危機而中止，並且，核武也違反台灣與美國的《中美協防條紂》恐怕美國也不會允許的。台獨就更不必說，一旦台灣在政治上引起台獨，根據中華民國憲法而成立的政府，也必須有嚴肅處理的責任。

替國民黨政權背書

在蔣經國一再宣稱台灣絕不發展核子武器之後，後來楊尚昆在訪美期間又有了新的所謂「武力犯台」三原則，「核武」改成了「動亂」。在國民黨執政的情況下，一旦動亂發生，當然就是國民黨政權失去對台灣的控制，所以，中共對台用武三原則中的「動亂」其實是替國民黨政權背書，警告島內反國民黨的革命派。

後來，中共領導人（如江澤民和楊尚昆）提到所謂「武力犯台」，多用「不排斥武力方式的可能」的提法，並且明言是「說給外國人聽的」。並且，在中蘇和解後，「聯蘇」又漸漸變成了「外國侵佔」。

平心而論，台灣宣傳的所謂中共「武力犯台」，不能不說有製造兩岸敵意的政治宣傳用意在內，除非國民黨存心甘為外國的傀儡政權或台獨，難道中華民國政府能不對外國侵占、台獨和動亂用武嗎?.

這次「全國對像工作會議」是對台的，不是對外國的，顯然用不著突出用武的原則。所以，這次會議沒有提及所謂「武力犯台」，雖然沒有新意，但因為沒有提及，而使高英茂、丘宏達等國民黨大陸政策的智囊和台灣各界有了新的感受，這未嘗不是中共這次會議的成就之一。

另外，有關「國共兩黨應儘早接觸談判。談判中可以吸收兩岸其他政黨、團體有代表性的人士參加」，及「談判可以在高層進行，也可以先從較低的層次開始。可以先談統一問題，也可以先談如何促進兩岸雙向交流、實現直接「三通」，這也都是中共領導人在近年內一再所宣示的。這次以會議的形式集中表達，當更具有原則性和公信力。

雖然，台灣對這次會議，中共所表現務實與和平的意願普遍歡迎，但是，統一祖國的意願卻仍有一定的抗拒和疑慮。

不久前才連績發表大篇呼籲和平統一的《聯合報》，在其回應這次會議的社論（十二月十四日）中就表示，「中共全國對台會議」比較能夠以共同利益的觀點來看問題，比較能以務實的態度來處理問題，我們歡迎這樣的進步。但是，其結諭還是「願意觀望」中共公開聲明放棄對台用武、放棄對台統戰，和放棄「一國兩制」。

兩岸軍事對峙的結束

剛成立不久的「海峽交流基金會」秘書長陳長文則表示；這次中共對台工作會議，在不涉及意識型態的問題上肯定了兩岸民間交流的意義，可以將之視為對我方民間交流政策的肯定，因此可以說「大陸是願意配合的」。至於中共提出九○年代為實現中國統一重要任務的時間表，是肯定兩岸為統一的努力。

民進黨文宣部長蔡仁堅也表示：會議中指出，國共兩黨應盡早接觸談判，而談判中可以吸收兩岸其他政黨、團體有代表性人士參加，顯示在解決兩岸問題上，一向強調黨對黨談判的中共，已進一步確認台灣民問的聲音與力量這是一可喜的現象，另一個可喜的是，中共表明談判可以從非政治性議題談起，表示中共對談判的處理不再僵化而較有彈性。

站在民進黨的立場，只要有民進黨的參與，似乎也不反對「黨對黨」的談判，而只「期待中共明確表示放棄武力犯台，及承認海峽兩岸政府均有獨立主權的態度」。

總統府發言人邱進益對這次會議的回應亦耐人尋味，他在答覆記者時表示：中共未在其決議中重提對台動武，是值得注意的現象，他說，如果明年五月李總統宣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意謂兩岸軍事對峙的結束，這是兩岸關係的一大跨步，也希望小兵能育所回應。如果中共真的改變其對台動武的主張，我方表示歡迎。這如果是顯示中共已認清兩岸談判不能止於國共兩一黨的黨對黨談判，是正確的，但如果只是中共用來擴大統戰局面之用，則我方更應提高警覺。

從最近兩岸互動的情形來看，中共在像紅十字會談判、刑事犯遣送等較低層次問題的回應上，是比較有善意的，但在不阻撓我以一個中國名義發展對外關係及要求其內部的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上，則毫無彈性可言。

反倒是行政院、國民黨、新潮流仍持生硬僵化的反應。

我們完全同意會議的結論，「實現國家的統一，不是誰要吃掉誰，而是要使整個中華民族聯合起來，團結起來，使國家得到很快的發展。當今國際局勢風雲變幻，中華民族面臨著歷史的機遇和挑戰」。

今天中國統一的兩大障礙，一是國際干預，一是國家權力的分配，並且是相互作用的。國際干預「操之在人」，國家權力分配則「操之在我」。中共以「不是誰要吃掉誰」的原則來解決國家權力分配問題，這是和平統一的實質表示。

充滿著機遇與挑戰

但是，除了抽象的「一國兩制」外，中共迄今並未提出辦法來落實「不是誰吃掉誰」的原則。諸如，國號問題、憲法問題和外交問題。

國號是國家權力的象徵，如果用「中華民國」國號，就是台灣吃掉大陸，反之亦然。八八年，「熊玠風波」為中共傳話，認為統一後國號可以考慮更改和討論，但一直未見中共公開表態。

「一國兩制」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產生的，但台灣人民並沒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行使過同意權，又如何有義務接受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而產生的「一國兩制」呢?所以，即使要以「一國兩制」來統一中國，也得要有一部包括台灣人民意志在內的統一憲法，根據新的統一憲法來施行「一國兩制」。否則，要台灣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不是就被「吃掉了」嗎?

再者，對內可以「兩制」，對外又是誰代表中國呢?如果是台灣代表內豈不是吃掉大陸，反之亦然。又如，中央與地方的問題，除了金、馬外，台灣只是一個省，總不能是中央吧。如果以北京為中央，豈不又是將台灣吃掉。

如何落實「不是誰吃掉誰」的中國和平統一的原則，這是需要談判的。二十世紀最後的九○年代，對中華民族而言，是充滿著機遇和挑戰的，不但是考驗著兩岸政治領導人的智慧，也是考驗鞏著這一代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智慧^

中共「全國對台工作會議」，在台灣取得了初步善意的回應。我們希望這是兩岸良性關係發展的第一步，並且，希望能在未來的互動中更進一步的消除敵意和疑慮，祖國的和平統一和中華民族的復興一定要在我們這一代實現。

《海峽評論》第一期一九九一年一月

美國霸權主義的一戰

波斯灣的戰火終於爆發，美國於聯合國的最後期限一月十五日的翌日，即大舉轟炸伊拉克，伊拉克也回擊了以色列。但是，美軍的攻擊並不如事前的預料，一舉可以甩壓倒性的火力，摧毀伊拉克的軍事主力。持績幾天下來，美國的輿論已由第一波攻擊的興奮，轉為焦慮，美國政府可能也有了初步的估計，國防部又繼續發出了對後備軍人的徵召令，並下令駐波斯灣美軍的延長役期。

幾天下來，這場戰爭已不再令人感覺可以「速戰速決」了，戰爭的前途仍有未卜的不確定感產生。全球各地和平人士的反戰運動也出現了，阿拉伯國家和回教國家的人民更是對美國敵愾同仇，世界各地的伊拉克人在哈珊的號召下，甚至展開了自殺性的對美國機構的攻擊。真正支持美國攻擊行動的，除了美國之外，大概只有萸國，所謂「多國部隊」，其實和五○年代的韓戰一樣，只有美軍「一枝獨秀」。

對於這次波斯灣戰爭，我們有以下的觀察和分析。

首先，「解放科威特」決不是美國的戰爭真正原因，而是美國決不允許有五○年代埃及納瑟的出現，來挑戰其在中東的霸權，並在經濟上繼續維持其對中東石油的控制和榨取。

從歷史、地理、人種、宗教、文化而言，伊拉克與科威特同屬一個國家，原屬奧圖曼帝國版圖大後來又分裂成為英國的委任統治地和保護國，是在英國「分而治之」的帝國主義政策下強行分割的。

獨立後的科威特，以石油致富，在政治上維持著王室的腐化專制，外交上一昧的傾向西方國家，在經濟上其石油致富的龐大資金除了維持其王室的奢侈生活外，幾乎全數投入四方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而對窮困的阿拉伯世界幾無回饙。故其國內不斷有傻歸伊拉克的呼聲和運動，並且，目前在科威特境內的伊拉克人也是人口的多數。所以，去年哈珊併吞科威特，堅持是「收復失土」和反西方的立場。

當然、哈珊併吞科威特的反西方立場，受到大多數阿拉伯人民的支持，但是，卻也受到一些親西方阿拉伯國家政府和王室的嫉恨，尤其是不能取得聯合國安理會常務理事國的支持，而在美、蘇、英、法贊成和中共棄權的情況下，通過了對伊拉克的動武案，而讓美國發動這次波斯灣戰爭有了合法的授權。

哈珊應該是估計錯誤了。五○年代的納瑟收復蘇彝士運河，之所以沒有像諾瑞加收復巴拿馬運河一樣，成為美國的階下囚，是因為有蘇聯的支持。而今天的蘇聯卻因戈巴契夫改革失敗陷於國內困境，亟需美國援助。「第三世界國家天然盟友」的蘇聯遂成為美國實現中東霸權的幫手。。中共為了解除「六四」之後的制裁，雖不贊成「動武案」，但也不敢冒犯美國而投否決票，再來尋求和平外交的解決途徑。

：伊拉克併吞科威特，破壞了中東國際現存秩序，當然不被國際列強所允許，後來哈珊要求把科威特問題和被以色列侵占的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問題併案解決，這也許只是哈珊的策略，但這提議並非沒有道理。以色列侵占約旦河西岸也是聯合國通過的侵略譴責案，可以不受制裁，而獨伊拉克併吞原應屬其國的科威特，就要勞駕「多國部隊」的武力制裁?美國出兵越南、出兵中南美洲各國，及最近的一次出兵巴拿馬，那一次不是侵略，又那一次受到制裁?.

再從，本質士來分析，我們認為自東西冷戰結束之後，這是以美國為首的第一世界國家與區域性第三世界國家的一次軍事對抗，也就是「南北對抗」形式的出現。

如因美國不能有效制服哈珊，併吞科威特後的伊拉克，勢必可以操縱中東石油價格，並且坐大成為中東霸權，打破中東地區以阿的戰略平衡，而與美國相抗。這才是美國出兵波斯灣的真正戰略考慮。但是，哈珊硬是不肯無條件投降的自科威特撤軍，而要以色列撤出約旦河西岸為條件，這也就是要打破美國所佈署的中東戰略平衡為條件。這才迫使美國真正的動武。

美國動武了，但是如果不能以速戰速決取得完美的勝利，一旦戰爭拖延下去，全球和平反戰的聲浪必然升高，美國國內的厭戰情緒也必然升高，蘇聯與中共的態度，也就夜長夢多。並且，基於阿拉伯民族主義和回教教義，一些親美的阿拉伯國家也將發生變化。再加上美國國內的經濟衰退，美國為其霸權主義而戰，是否真能達成其霸權主義的目的就很可疑了。

美國以絕對的武器優勢打韓戰，成就了中共的軍事大國；美國又以絕對的軍事強勢打越戰，結果是退出了中南半島。美國打波斯灣戰爭的結果會如何，恐怕不是什麼戰斧飛彈所能回答的。這個問題只有伊拉克和阿拉伯的民族主義才能回答了。

《海峽評論》第二期一九九一年二月

兩岸定位必須從和平統一出發　　　　　　　　　　　　　　　　　　　　　　　　　　　　　　　　　　　　　　　　　　　　

二月十二日，郝伯村院長在記者招待會上答覆記者說，今年五月二十日李登輝總統宣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後，對中共政權定位問題，必須由事實和法律兩方面進一步研究，但這並不表示我們目前與中共的交戰狀態，乃至於事實上互相承認，必須視未來的發展情況而定，如果雙方要終止交戰狀態起碼要停火，或簽訂停火協議，不過即使停火，也不代表交戰狀態完全終止。例如，美蘇兩國有邦交關係，但是在軍事準備上雙方互相視為潛在敵人。

關於「簽訂停火協議」一節，翌日即有「黨政高層人士」表示，李總統五月宣告終止動員戡亂，即表示我方有意結束戰爭狀態，停火協議簽訂牽涉談判等問題，時機是否成熟，均有疑問，對方要有起碼的善意回應，公開宣佈放棄武力犯台。兩岸關係才會有較大進展，否則，目前的狀態仍會持續下去。不過，也有部分人士主張，中共宣佈放棄武力犯台可以加「但書」，即「除非台灣發生動亂，台獨及國際力量介入台灣」，否則，中共不會武力犯台。（《聯合報》二月十四日）

以上所報導的當為執政當局最近面臨終止動員戡亂時期所形成的一些觀點，有些也許尚未成熟，有些也許是有意拋出試探的「風向球」。

首先，我們認為郝伯村院長的觀點是落後於李登輝總統終止動員戡亂的政策的。一九七九年元旦，中共人代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即以「和平統一祖國」取代了以往的「解放台灣」，並宣佈停止對金門的砲擊。中共早己片面宣佈停戰了，剩下的就是，台灣方面的「動員戡亂」，「戡亂」是軍事戰爭的形式，一旦五月份終止「動員戡亂」，亦即台灣方面主動宣佈停戰。五月後，由已經宣佈停戰而不具交戰狀態的兩岸雙方去簽訂停戰協議，這未免太「亡羊補牢」了罷。

停止「交戰狀態」後，還有「敵對狀態」，郝院長並以美蘇為例說明之。這不但引喻失義，而且也是不倫不類。因為，海峽兩岸不是美蘇兩國，美蘇兩國長期的「敵對狀態」是一種冷戰狀態。海峽兩岸是一國，結束「交戰狀態」後，唯一的發展是「統一狀態」，而在「統一狀態」下，兩岸可以有一定的矛盾或相互競爭，這種矛盾和競爭也是在「一國」之內的存在和運作。並且，國家統一是中華民國的憲法義務，「戡亂」即「武力統一」，終止戡亂之後，唯一的國家統一之道就只有「和平統一」，但郝院長用以取代戡亂的「武力統一」並不是「和平統一」，而是「敵對狀態」。既非「武力統一」，又非「和平統一」的「敵對狀態」，這要如何來實踐政府統一國家的憲法義務呢?.

雖然「黨政高層人士」認為不必簽訂停火協議，但其「邏輯」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武力統一」是用「打」的，「和平統一」是用「談」的，既要終止戡亂，不「打」了，但又不「談」，這要如何「和平統一」呢?或者，執政當局根本就無統一之念。

育關兩岸「定位」的問題，執政當局必須實事求是解開恐懼「統一」心結才可豁然而解。其實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和大清帝國與中華民國一樣，是繼承和被繼承的關係，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就是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繼承。但是，中華民國尚有未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的台澎金馬的部分。在外交上，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絕大部分國家所承認的中國合法政府；但是，中華民圉也曾經是世界各國承認過的中國合法政府，甚至現在也還被二十多個國家承認。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現在雙方都願放棄「武力統一」而進行「和平統一」，則必須是雙方自願的，平等互惠的，也就是「誰也不吃掉誰」，在這個原則下即可在談判中與中共據理力爭，力爭成功，統一又對台灣何害?即使執政當局對中共心存疑慮，但也不必有「談判恐懼症」，堅持這樣的原則進行談判，談得成，皆大歡喜，並從而結束民族分裂的悲劇；談不成，「買賣不成仁義在」，除了暴露中共以大吃小的野心外，又對台灣何損?

如果不從「和平統一」出發去尋求兩岸的「定位」，兩岸「定位」的一問題，只會治絲益棻，隔一陣子就會又有一位執政當局的首長再表演一次邏輯錯亂而已。

《海峽評論》第三期一九九一年三月

注視美國對華政策的新動向

七○年代以來，在中、美、蘇的三角關係中，美國的世界戰略是「以共制蘇」，迫使蘇聯向美國尋求和解。在這項戰略指導原則下，八五年，戈巴契夫上台，果然，開始「新思維」向美國尋求和解。

在美國「以共制蘇」的戰略下，曾在朝鮮半島作殊死戰的中美兩國，終於七九年關係「正常化」，中共才得以卸下美蘇兩面夾擊的戰爭壓力，走出「戰時經濟」的戰壕，而從事於經濟建設，是為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因此，也才能解除台海兩岸的軍事對峙，而兩岸和解和人民交流的形勢才得以出現。

八五年後，蘇聯不但向美國尋求和解，也向中共尋求和解。至八八年，消息傳出中、蘇外長將於十二月初在莫斯科會談後，日本《朝日新聞》即刊出評論說，「面對中蘇共關係改善的重大徵兆明朗化，美國正好利用新舊政府遞嬗的機會，檢討以往的對蘇聯、對中共的外交政策」，及言「八五年後美蘇關係日益改善，『中國牌』對美國的價值大減，也是一大因素」。中蘇外長會談後，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資深研究員何漢理接受《聯合報》訪間時亦指出：「戈巴契夫上台後，美國和中共二者與蘇聯關係得以改善，這意味著（中美）雙方共同反蘇關係不能再作為今後的共同基礎。」

八九年五月，戈巴契夫訪華發冉八九年五月，戈巴契夫訪華發表《中蘇聯合公報》，，接著即爆發「六四專件」，美國對中共進行經濟制裁和封鎖。所以，美國對華政策的新動向實肇始於八五年蘇聯向美國尋求和解，尤其是八八年中蘇共也開始和解。

六四事件後，美國進行對中共經濟制裁，據八九年八月份中央情報局對參眾兩院的秘密報告中預測，中共的經濟問題將在九○年代造成社會和政治的動亂。

美國的制裁，並沒有能促使六四事件後大陸動亂的惡化，反而漸趨穩定，中央情報局的預測遂落空。

八九年，東歐掀起脫攫蘇聯的風潮；九○年，蘇聯本土也開始分崩離析。

九○年六月，前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克萊恩，在台灣國民黨陸工會的一篇演講中宣稱：中共「對美國來講，永遠是一個潛在的敵人，我們不能忽視中共仍控制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甚至「中共不但是美國的潛在敵人，也一定曾是兩個超級強權，（、美國與蘇聯》的共同敵人」。另六月，中央情報局仍預測：「解雇工人和工資偏低已經威脅到中國大陸的社會安定。」

但大陸的穩定仍然持續，並無新動亂的跡象。十月，中央情報局又評估，「如果李鵬等保守勢力掌權，恐怕將增加台海的戰爭危機」，而將台海列為可能爆發戰妥的Ⅱ級地區、擭著不斷有許多美國政客、官員、學者、特務紛紛對台灣的「大陸熱」提出警告。

十一月，波士頓塔芙茨大學中國問題專家茲邁格即指出，中共與美國關係逐漸起了本質上的變化，中美關係由戰略性、經濟、人權的優先次序逐漸改變為人權掛帥、戰略、經濟次之的排列。同時，《紐約時報》（十日）則發表社論謂：「重新撿討美國傳統上﹃一個中國_政策的時機已經成熟」，「華府沒有義務遷就北京否定兩個中國事實的心態」。

十一月十六日，《洛杉磯時報》亦報導美國情報界與學術界普遍認為：「中共對美國的重要性已降低」，「華府與北京均把蘇聯視為重大軍事敵人的情況已不復存在」，且預測中共在鄧小平死後，「會有急劇的政治改變，甚或於權力鬥爭中引發軍事政變」，所以，「美方仍只會小幅放寬與中共的關係，而不會大舉改變」。

由對華政策而反映到對台政策，代表美國學界的中國專家前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就認為「統一沒有什麼意義，那對誰都沒有什麼助益」，「雙方沒有什麼統一的條件，我看即使在末來，中國恐怕也是較少統一的可能」。前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傅高義亦言：「台灣對自己的前途當然需謹慎，對統一也會感到不安全，所以在短期內與大陸統一也不必要，不如繼續等下去到時機成熟」。

今年三月五日，前國務院中國科科長費浩偉在華府的一項講演中亦預測中美關係將繼續惡化，且「美國將逐漸接受台灣為一個分離個體的事實」，他說：「美國不再堅持只有一個中國的政策，難道會顯得太牽強嗎?」

尤甚在波斯灣戰爭之後，美國挾其戰勝的餘威，以獨霸全球的姿態，將會對海峽兩岸有何動作尚不得而知。五○年代，美國「台灣地位未定論」沒能成功；九○年代的「兩個中國論」是否能實現也有待於未來的證明。但海內外期望祖國統一的中國人，我們則不能不對美國對華政策的新動向抱以最嚴重的關切。

《海峽評論》第四期一九九一年四月

我們對終止戡亂後的主張和呼籲

國大臨時會已在喧嚷中閉幕，「動員戡亂時期」即將在五月一日終止，除了朝野兩黨爭權奪利的「憲改」角力外，基於近代中國的歷史和廣大人民的願望，我們有以下的看法和主張欲就教於海內外關心中國統一的愛國之士。

我們認為近代中國的分裂實基於內在和外在的雙重因素，而這雙重因素又是互相影響的。

十九世紀以來，在世界史的範圍內，中國落後了，為了救亡圖存，而不得不「師夷之所長以制夷」或「向西方取經」。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帝國主義沒落，美蘇兩強崛起而以意識型態相鬥爭。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則在「五四」之後一分為二，隨著美蘇兩強分為左右二派，落實在政治上則有國共二黨的內戰。

從一九二七年國共兩黨分裂而內戰，至抗戰勝利後不久，一九四九年中共奪取大陸政權，和一九五○年後的美蘇兩強冷戰的對峙，而有近四十多年來的兩岸分裂。

經過了將近七十多年的美蘇二強的鬥爭，七○年代以後，蘇聯終於在中美、反霸統一戰線」的壓力下，一敗塗地，面臨著分崩離析的危機。雖然美國國內經濟也在嚴重的衰退之中，但是，在這次「波灣戰爭」之後，蘇聯的國際影響力明顯消減，美國總統布希正在以「獨霸」的姿態企圖建立美國霸權主義為首的「國際新秩序」。

動亂中共蘇聯似乎已不再是美國霸權主義的對象了，而穩定的中國大陸已成為美國全球霸權主義範圍外的唯一的國際政治力量，所以，新的美國對華政策正在形成中。

不過，在未來的國際形勢中，蘇聯的力量仍然不可忽視，蘇聯目前的危機如何發展，仍猶待觀察。日本雄厚而迅速向全球擴張的經濟力量，必成為末來國際政治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並且，美日經濟的矛盾也在日益擴大中。統一後的德國和整合中的歐洲，也必將在末來國際政治權力新秩序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經過了「一輩子吃兩輩子苦」的「煉獄」，大陸中國終於掙脫了蘇聯的桎拮，而獨立發展成了當前世界的第三軍事強國，和大體上解決了十一億人口的衣食問題，並且也在高科技、重工業、交通、能源各方面打下了中國末來發展的基礎，而有一九七八年後的開放政革。

台灣的中國經過了五○年代的「白色恐怖」，和三十八年之久的戒嚴，配合著美國霸權主義的「圍堵政策」，也創造了人民生活水平富裕的「經濟奇蹟」，和培養了這一代建設國家的人才，但是為了對抗大陸中共，在政治上一直處於美國霸權主義附庸的地位，在經濟上成為日本的附庸。並且，因國家認同正處於政治紛亂之中。

另外，在政治上，國共內戰的領導人也基本上逐漸走下了歷史的舞台，大陸形成了以江澤民為首的領導核心，台灣也形成了以李登輝為首的權力核心。新一代兩岸的領導人，在主觀上也走出了國共內戰的歷史陰影。

在此國際政治權力新秩序尚未完成之際，新一代的國共兩黨的領導人也脫出了內戰恩怨的歷史陰影，繼德國統一之後，正當是中國統一的最好的時機，終止「動員戡亂時期」的宣告，本應是莊嚴的中國和平統一的宣告。但卻遺憾的被朝野政客攪成了一幕鬧劇。

不過，在遺憾之中，我們也看到，在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前夕召開的中國統一聯盟第四屆盟員大會的宣言中，嚴肅的呼籲：「兩岸的中國人民必須掌握自已的命運，統一自己的祖國；」這正是台灣愛國統一的廣大人民的呼聲。我們也看到代表台灣廣大勞動人民的勞動黨，在其第二屆全代會的宣言中也堅決的宣示：「勞動黨堅決主張早日實現國家統一，唯有如此，台灣的勞動人民才能獲得民族與階級的雙重解放。」

誠然，在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後，兩岸猶有待於解決的許多問題和相互問的疑慮。但是，我們認為，唯有直接談判，才是和平解決一切問題的方式；唯有面對面的直接交流，才是消除疑慮的途徑。並且唯有透過直接的談判判和交流，兩岸人民才能由相互了解得到真誠的互信，才能排除國際霸權主義的挑撥和干預。

在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後，我們反對任何政治勢力以其黨派利益來阻礙祖國的和平統一，也反對以任何政治法律的理由來阻止兩岸談判和兩岸人民的直接交流。並且，我們認為任何的政治勢力再援引國際霸權主義來破壞祖國的和平統一和民族的重新整合，均將成為中華民族的歷史罪人。

我們尤其要向國共兩黨的領導人呼籲：中國和平統一的國際條件稍縱即逝，兩岸的和平統一事關二十一世紀中華民族的復興，為了祖國的和平統一，為了結束十九世紀以來中國落後的悲劇，為了兩岸十一億五千萬同胞及子孫的幸福，為了二十一世紀的中華民族的復興，任何的黨派、階級的個別利益必須服從於全民族的利益，擔負兩岸中國人民政治領導的國共二黨有責任必須克服萬難實現祖國統一以期民族之復興。

《海峽評論》第五期一九九一年五月

不可懷有對美國過度的期待

評九一年中蘇高峰會議

五○年代，中蘇兩國的結盟打破了十九世紀以來西方資本帝國主義獨霸全球的局面，而有東西冷戰形勢的出現，並迫使歐洲沒落和美國的崛起。六○年代後，中蘇兩國由齟齬而至反目，也致使冷戰結構瓦解，以至八九年中國出現「六四事件」，東歐也出現脫離蘇聯的風潮，甚至蘇聯本身也出現分崩離析之勢。尤其在海灣戰爭之後，美國已然形成「獨霸」之勢。所以，中蘇兩國的離合實關係著整個當代世界史的走向。

在冷戰結構瓦解後，八九年戈巴契夫訪華，出現了中蘇的新關係，再經過「六四事件」、東歐風潮，以至海灣戰爭之後，這次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的訪蘇，是否有新的中蘇關係出現的契機，實令舉世矚目。

為了分析中蘇兩國末來的新關係，我們不能不做一些必要的歷史回顧。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蘇聯宣佈放棄沙皇時代的在華特權，不但為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運動帶來了希望和信心; 尤其鼓舞了近代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開始轉向社會主義，並成立中國共產黨; 「辛亥革命」的領袖孫中山也發出了「以俄為師」的回應，致使中國知識份子的意識型態分裂而轉向社曾主義。中國的政治也因意識型態的分裂，在孫中山逝世後，一九二七年有國共兩黨的鬥爭和內戰，而在四九年，中共奪取大陸政權。

但是，蘇聯在列寧逝世之後，斯大林主義時期的對華政策，就包含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因素在內。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伊始，中共還在「一面倒，倒向蘇聯大哥」的時候，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就指出： 「蘇聯企圖使中國北方諸省脫離中國，這裡面埋藏著中蘇不可避免的發生衝突的種子。毛實際上不是一個衛星，他掌權是通過自己的努力，而不是由蘇聯軍隊扶植上台的。我指出，這一情況是我們在中國的一項重要的財富。除非為了特別的戰略目的，否則我們決不能採取某種行動，使我們代替蘇聯成為對中國的帝國主義威脅。」

證諸於後來的發展，艾奇遜的觀察並沒有錯誤，只是五○年韓戰爆發之後，美國不能不成為對中國的帝國主義威脅，不過還是保留了沒有以麥克阿瑟的美軍解除蔣介石武裝而將台灣「歸還」日本，也因此預留了七九年中美建交的可能性。

蘇聯對中國的帝國主義威脅，終於在六○年代後逐步出現，中國被迫只好發展獨立的國防體系，而於六四年第一次原子彈試爆成功，六六年第一次氫彈試爆成功時，蘇聯竟陰謀企圖摧毀中國的核子設施未遂，而百萬雄兵壓境。在這種情形下，迫使中國為自保而聯美制蘇，才有七二年美國總統尼克森的訪華和《上梅公報》。

在失去了中國的合作之後，蘇聯擴張主義只有獨立的與美國進行軍備競賽。一個生產力落後的社會主義大國，和一個繼歐洲而起壟斷全球資源的資本帝國主義大國的軍備競賽，其勝負其實不問可知。在這場競賽中，雖然美國也發生經濟的困難，但蘇聯更是無以為繼。八五年，戈巴契夫上台，只得「新思維」的向美國尋求和解，還企圖與美國和解保持兩霸的世界局勢。但美國並末放鬆，而步步進逼，蘇聯才想到也與中國和解，而有八九年戈巴契夫的訪華。但為時已晚，接著而來的是東歐風潮，並且波及蘇聯本身，甚至發生今年的糧食匱乏問題。

中國為了自保而聯美，也產生國內知識份子對社會主義價值信仰瓦解，而發生「六四事件」，美國在沒有蘇聯的後顧之憂後，乘勝追擊而進行全面經濟制裁，甚至向西藏和台灣的主權立場挑戰，而企圖屈服中國。

在美國霸權主義的壓力下，中蘇兩國已出現了共同的戰略利益，但是由於各自國內的經濟、政治的困難也出現了各自對美國依賴的期望。這次的中蘇的《聯合公報》正是這種共同利益和各自期望的表現形式。但沒有經過「六四事件」的蘇聯，對美國的期望似乎還高於中國。

我們必須指出，中蘇兩國對美國依賴的期望終必落空。在現實上，美國目前的經濟能力是否可成為中蘇兩國渡過經濟難雕的依賴，實令人懷疑。從主觀的意願上來說，蘇聯發生糧食問題後，得過美國什麼實質的援助沒有? 我們也要向北京當局指出，八，布希總統雖然做了繼續給中國最惠國待遇的表態（目前尚末落實），其政冶代價如何，也不能不慎重考慮。中蘇兩國目前的經濟困難，除了自己咬緊牙關和相互扶持外，如果要對外有所期待的話，恐怕期待西歐和日本要比期待美國實際得多。

宏觀今天的世界形勢，中蘇兩國沒有必要回到五○年代的結盟狀況而引起美國的反彈，但是，必須聯合西歐和日本，以形成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新秩序。並且，穩定了中蘇二個社會主義的大國，才可能避免美國「獨霸」的形勢出現，西歐和日本才有可能性; 在一個國際多元中心的秩序中，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也才有改善的可能。「解放全人類」，在可預見的末來也許仍是馬克思主義的烏托邦。但是，只有中蘇二個社會主義大國的合作，才有可能保全自己，制衡美國資本帝國主義的世界霸權，而在末來的二十一世紀中，減輕第三世界國家所遭受的掠奪。

《海峽評論》第六期一九九一年六月

重為「清國奴」不是不可想像了　警惕日本對台的政經「侵蝕」

戰後的日本，由經濟大國邁向政治大國，再向軍事大國邁進，這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發展趨向。並且，日本已打破了「和平憲法」，派出艦艇前往波斯灣執行「波灣戰爭」後掃雷的任務。另外，日本最近還向美國採購大量的武器，包括、愛國者飛彈」在內。

日本的這些動向，已引起與日本有激烈貿易摩擦的美國所注視。六月二日，美國《巴爾的摩太陽報》就刊出了《美日戰爭1並非不可想像的事情》的評論，在評論中指出，美日聯盟基礎隨著冷戰結束而消失，美國不再能夠忍受日本對美的經濟侵蝕，日本也不可能把自己國家的生存發展僅僅寄望於美國的善意之上，所以文章中說： 「第一次日美戰爭於一九四五年結束。從那時以來，再發生一次這種戰爭是不可想像的。像歷史F很經常地和悲劇性地發生的那樣，我們再次接近這樣一個關頭，即想像不可想像的事情是必要的。」

此外，據六月五日法新社華盛頓電，中央情報局委託紐約羅徹斯特理工學院所作的一份報告《日本1二○○○年》，強烈的指責日本陰謀利用她的經濟力量和宣傳機器謀求在全世界的支配地位。報告中指出，日本將利用她的經濟力量「把她的文化和價值觀強加給全世界」；日本意圖在煽動反美情緒的「蓄意混浠視聽的宣傳」，「把美國人說成日本的攻擊者，或者宣稱美國思想改變日本的文化」；並且，「一般的日本人都是一種永恆的、超道德的操縱性的和有控制力的文化產物. 那是無法比擬的。」

《巴爾的摩太陽報》和《日本二○○○年》對日本的指責，我們一點也不感到特別，日本每年對「原爆日」的紀念，其實即潛藏著東方人的復仇意識，另外還包括竄改歷史教科書和參拜靖國神社等，只是美國人不能理解，並且，今天的日本已不再是戰後美軍佔領下的日本了。

除了美國對日本的警惕外，最該警惕日本的應是曾淪為日本殖民地達五十年之久的台灣。戰後，四十年來大台灣在政治上是為美國的附從，但至少自美援停止之後，台灣在經濟上逐漸淪為日本的附從。至今，日本對台灣經濟的控制及台灣對日本的經濟依賴，已成為了上下相承的「垂直分工」，所謂台灣對美的貿易逆差，不過是日本經濟對美的轉手而已。並且，日本的資本和技術也直接插手台灣的企業和財團。

隨著台灣的「民主化」，新興的企業和財團自然的走向為他們設定的政治舞台，以致政客與金牛互為表裡。例如，證券交易業在八八年五月解凍，新成立的八十家證券行，就有十八位立法委員直接投資，持股比例最一局達四分之一；八九年大選，無住屋組織公佈了二十九位參與炒地皮行業的立委候選人，仍有二十三人高票當選。台灣的股市有日資在內炒作已是公開的秘密；炒地皮與營造業關係密切，而台灣的營造業已早為日本財團控制。

據立委林正杰說，「長榮黨」在立法院中達四十三人，三十三人為國民黨，十人為民進黨籍。「長榮」不但在立法院裡有「長榮黨」，並且「長榮」的負責人張榮發還是李登輝總統的「好友」。除了立法院和李總統此，「長榮」還有「國家政策研究中心」可以聘請專家學者為研究員，舉辦學術會議，出版學術期刊，「國策中心」也成為李總統重要的決策咨詢單位。「國策中心」所提出的政策主張，多被認為傾向於台獨。其所聘請的研究員或委託研究的學者專家也多被認為傾向於台獨或公然主張台獨者。「長榮」的背景則是日本的「丸紅」財團，長榮航空的購機資金，日本資本即達百分之八十，技術維修則屬「全日航」。

日本對台灣不僅是經濟的「侵蝕」，並且已構成了政治「侵蝕」，其「侵蝕」的程度已由立法院進入了總統府。「美日戰爭」已經是「並非不可想像的事情」，那麼台灣重新成為日本的殖民地，難道還能是不可想像的事嗎?. 台灣人民重為「清國奴」也不是不可想像了。今天，台灣重新成為日本殖民地已不需「甲午戰爭」和《馬關條約》了，而只需要迫使中共在不能與日本斷交的情況下，日本重新恢復與台灣的邦交，簽訂《日台協防條約》並支持中華民國重入聯合國即可，斯時日軍即可代替當年美軍進駐台灣了。另外，甚至還可透過「長榮黨」進入國民大會重新制憲更改國號。這次立法院重回聯合國的提案，不就是「長榮黨」的表演嗎?. 那些喊「引清軍入關」的人，其實早已引日軍進入了總統府。

美國已經對日本開始有所警惕了，受日本之禍最深最痛的是中國，尤其曾為「清國奴」達半世紀的台灣人民，即使我們能夠原諒日本的過去，但在這「七七」紀念日的七月份裡，我們能不警惕今天的日本嗎? 否則，一旦歷史的遺憾鑄成，那就後悔莫及了

《海峽評論》第七期一九九一年七月

強權畢竟不是公理

再評美國對華政策新動向

七月十六日，前任美國駐北京大使李潔明和眾議員索拉茲分別應邀在賓州大學舉辦的「兩岸民主化和統一前景」研討會發表了對台灣前途和主權的談話，接著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白樂崎，也應邀在研討會上發表了「美國對台灣民主化與中國統一的看法」。

索拉茲在研討會上致詞時表示，應支持《舊金山和約》對台灣主權的規定，亦即台灣人有自決的權利。另一與會者哈特爾更表示，不但支持自決的權利，台灣人若選擇獨立，也應全力支持。

李潔明則指出： 國際間的主權觀念已在改變，並以統一前的東西德、歐市及正在國際間醞釀的南北韓「交叉承認」為例，說明主權觀念已不再是「不可分割」的。，另外，他國內政也不是不可干涉的，例如通過聯合國的程序即可制裁伊拉克。

白樂崎則強調： 「台灣的分離身份（identity）或譯「認同」）本來就已經很明顯了，在和大陸的政治和經濟差距擴大後，將會更形顯著。政府將必須以更有責任、更有回應的態度面對全體選民。」

索拉茲也許不能稱得上代表美國官方，但是，李潔明和白樂崎卻是具有濃厚美國官方色彩的身份。他們的意見，一言以蔽之，即反對兩岸的統一，而支持目前分裂的現況和兩岸分離的趨向，甚至否定或挑戰中國的台灣主權。

我們在今年四月號的社論《注視美國對華政策的新動向》中就已指出，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的對華政策，又漸漸回到了五○年代「台灣地位未定論」或「兩個中國」的立場。

根據歷史的研究，我們一向認為，台灣問題一直是中國勢力與外國勢力角逐的焦點，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蘇聯瓦解後，中國的重要性和影響力相對削弱，也必然反映到美國的對華政策和兩岸關係上這正是李潔明所說的「過去由於蘇聯的威脅存在，美國視中國的重要性有時末免誇張，自從八九年後，至少我們的立場變得更實際了。」政治是現實的，李潔明、白樂崎反映的也是現階段美國對華政策的現實。但是，有一些觀念的問題，我們不能不提出批評。

首先，有關《舊金山和約》和台灣主權問題。

戰後的台灣主權是由《開羅宣言》決定的，所以，才有四五年的台灣光復。五一年的《舊金山和約》，並無參與《開羅宣言》的中蘇兩國代表簽署，完全是美國一手導演和炮製的，當然無權規定台灣主權的屬性。

即使是美國在《舊金山和約》炮製了「台灣地位未定論」，但也在五三年美國與中華民國簽訂的《中美協防條約》中被否定。該條約中明白表示台灣為中華民國領土、而中華民國政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政府。

「台灣地位未定論」第二次是被七二年的《上海公報》所否定，而承認台灣主權屬於中國。雖然白樂崎又在扯iacknowledge （認知）不是recogntze（承認）。但是，七九年《建交公報》有二個版本，一是英文，一是中文，而中文版中是明文「承認」的。英文是國際語言，但中文也是聯合國的法定語言！

再者，有關歐市、東西德、南北韓的問題。

歐洲從來不是統一的國家，而是在戰後歐洲帝國主義沒落，針對美蘇二強，及後來日本的再度崛起，為了歐洲各國的經濟共同利益，才有「歐洲共同市場」之出現，這根本不可能拿來此擬海峽兩岸未來關係之發展。

至於戰後凍西德的分裂，那是對德國發動二次世界大戰的懲罰，是一個國際永遠分製德國的計劃，中國不是發動戰爭的戰敗國，美國又憑什麼可以用國際懲罰德國分裂的處分加諸於中國?

戰後南北韓北緯三十八度線的分裂應源自於「雅爾達會談」，被美蘇二強秘密處分，後經韓戰而確定下來。但朝鮮半島是戰前日本的殖民地而非獨立國，並且，從來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這與中國是一個與日作戰的獨立國，及聯合國的創始國情況也不相同。國際對於南北韓的「交叉承認」提出後，中國的楊尚昆主席就指出過，這是永久分裂朝鮮的方案。如果朝鮮人民在國際壓迫下不得不接受「交叉承認」，那也是小國的悲哀。所以，我們真摯同情和堅決支持朝鮮人民為祖國統一的鬥爭。

其實，中共對主權的觀念倒有創造性的變化，對國內範圍創造了「主權共有，治權分立」的原則，而有「一國兩制」的提出; 對國外爭議性的領土，尤其是對東海、南海諸群島，提出了「主權擱置，共同開發」的原則。這早已拋棄了十九世紀以來帝國主義的主權觀念。

反觀索拉茲、李潔明、白樂崎，彼等所承襲的仍是「分裂他國領土，干涉他國內政」的十九世紀以來的帝國主義的主權觀念，其對台灣主權的主張只不過是回到五○年代美國霸權主義的一貫立場而已。我們不敢說他們的主權觀念「已經落伍」，因為美國霸權主義在波灣戰爭後更是昂揚。但他們所代表的美國霸權主義卻再次的教訓了我們一項永不「落伍」的真理，那就是「強權即公理」；但強權畢竟不是公理。

《海峽評論》第八期一九九一年八月

以民族血淚凝成的中國愛國主義　評中共取消「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紀念會」

由台灣與海外愛國人士所發起的，擬於八月十五日和十六日二天在南京舉行的「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紀念會」，終於沒能舉行。

該項紀念會在海外係由紐約華人的「對日索賠會」唐德剛、邵子平等人發起，在台灣係由李慶華、朱高正、林正杰領銜發起，已籌備了相當的時日，且經中共當局和江蘇省主管部門正式同意。另外，還聯繫了日本的反戰和平團體的人士，有一、二百人亦將前往參加。

不意，至七月八日，日本共通社新聞稿稱，上海五日電，江蘇省外事辦公室稱，所擬舉辦之「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紀念會」「將予中止」，原因是「接待上有困難」，並推測係日本首相海部俊樹將於八月十日訪華，因此紀念會不適合云云。後有關人士透過各種管道與北京方面交涉，亦不得要領。

在「六四事件」及「蘇東波現象」後，我們完全理解中共當局受美國霸權主義封鎖孤立的窘境，尤其海部所帶來鉅額的日本貸款，對目前大陸經濟的重大作用。我們也完全理解海部訪華是突破美國霸權主義封鎖的一項重要的鬥爭，及日本貸款對紓對紓解大陸經濟緊張的重要性。但是，我們仍不同意中共中止該項紀念會之舉，並對中共是項決定的不智懷有嚴重的質疑。茲陳述理由如次：

1. 人類之力量不外乎物質與精神二者，雖然物質是為第一性，但是精神亦可反作用於物質。試問中共建國初期，又有什麼外交和經濟。尤其是中蘇交惡之後，更是雪上加霜，中國不但沒有垮，而成為最有成就的第三世界的大國。並且，直逼美蘇而成為世界第三大軍事強國，一雪「鴉片戰爭」以來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之恥，並且，也基本的解決了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所未能解決的人民的溫飽問題。這些成就是來自於某國的外交友誼或經濟貸款嗎？中共當局應比我們更清楚這個問題的答案，那就是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在最艱困的情形下，保衛了中國的主權，也保衛了中國的尊嚴。套一句中國的老話「生於憂患」。我們絕對珍借這次海部訪華的中日友誼，但更珍惜中國人民艱苦奮鬥的意志和精神。

2. 侵略中國而犯下南京大屠殺行的是戰前日本軍國主義，而不是現在的日本政府，現在的日本政府是根據戰後的「和平憲法」產生的，「和平憲法」是排斥軍國主義的。所以，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和譴責日本軍國主義不但決非不是針對今天日本人民和政府的仇視，而且是對產生海部政府的日本「和平憲法」精神的尊重。除非日本今天又要走上軍國主義的老路，否則，對中日邦交和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決無傷害。猶太人紀念遭納粹殺害的受難同胞，並非為了敵視現在的德國; 美國人紀念戰時受難的美軍，也沒破壞與日本、德國、義大利等國的外交友誼。美國每年還要紀念「獨立戰爭」，豈不也有叫「反英」之虞。戰後日本人年年在廣島、長崎紀念原子彈爆炸日，並且海部訪華的日程一改再改，最後改成八月十日，就是為了要參加八月六日至八日的「原爆日」追悼會。所以，我們認為中共取消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紀念是無知於國際情勢的不智之舉。

3. 也許是長期受到美國霸權主義封鎖孤立的緣故，所以在重新開放面對西方世界之後，中共竟然出現公然宣稱「刀叉比筷子現代化」的領導人，和將辱華影集《河殤》贈送李光耀的總書記，（但李光耀沒讓《河殤》在新加坡播出），而致使愛國主義和民族氣節日益稀薄。沒有了愛國主義，為什麼要統一祖國? 沒有了民族氣節，為什麼要振興中華？沒有了愛國主義和民族氣節，又何怪乎一場學生的民主運動以投靠美國中央情報局為收場。「六四」之後，中共才憬然於要加強「愛國主義教育」，但「愛國主義教育」不能僅止於「擁護共產黨」，而必須教育國民和青年一代，近代中國民族的苦難和艱苦奮鬥的歷史。其實，世界各國亦莫不如此，所以，才有上述各國對自己受難同胞的追悼和紀念。所以，取消這次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紀念會，實為對台灣和海外中國人愛國主義的重大挫折。

面對著國際霸主義分裂中國的嚴峻形勢，和如何實現再度的國共合作以完成和平統一祖國，國共合作和平統一祖國的精神基礎絕不在於「兄弟鬩牆」的「大決戰」，而在於「共禦外侮」的共同抵抗侵略挽救祖國的歷史經驗。

為了彌補這次取消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紀念會的遺憾，我們願在此鄭重呼籲中共當局，應於每年十二月十三日主動舉辦南京大屠殺追悼會，及舉辦「七七抗戰紀念會」，邀請海外和台灣同胞參加，以祖國苦難的歷史凝集海內外中國人的愛國主義，並且紀念這段國共合作共同抗戰的歷史。

《海峽評論》第九期一九九一年九月

台獨是重返聯合國的不通之路

自上個立法院會期由集思會主導通過了「將於適當時機重新申請返回聯合國案」之後，近期來，朝野政客都在大做「聯合國秀」，上街頭者有之，到聯合國請願者有之，甚至發生總統府和行政院的名義「彈性」之異的風波。

中華民國是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明文於聯合國憲章，中華民國政府亦派遣大使出席聯合國，是為國際上認定的中國唯一合法的代表政府。這項聯合國的認定一直到七一年才改變，改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才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因此，聯合國內的中國席位改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派遣大使出席。

這一個改變是動用了聯合國大會的多數決才改變的，是當時「阿爾巴尼亞案」，在七十六票贊成，三十五票反對，十七票棄權的情況下通過的。郝柏村說這是「冒名頂替」，站在中華民國的立場來說，並沒有什麼錯誤，但是，現在全世界除了二十幾個小國外，都承認這項「冒名頂替」，也就只好「弄假成真」了。

其實，這不是「冒名頂替」，而是一項國家的繼承，就如同當年中華民國繼承了大清帝國的國際地位和一切對外的國際權利義務一樣。否則，今天的滿清皇族也可以指控中華民國是「冒名頂替」了。

國家被繼承了也不是不可奪回來，在中國歷史上就有「少康中興」、「光武中興」。聯合國的席位被繼承了，也不是不可奪回來，但那還是必須用繼承的方式，或逼使中共為不承認「兩個中國」而退出聯合，再以中華民國去繼承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有二分之一以上的聯合國會員國承認中華民國是中國唯一合法代表政府，並排斥中華人民共和國，那麼中華民國不但可以重返聯合國，並且將重為安理會的常務理事國。所以，郝柏村說，重返聯合國西要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在理論上，並沒有錯誤，但是，在現實上，要取得二分之一以上國家的承認，並排斥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有現實的可能嗎？要逼政府申請重返聯合國，那是拿郝柏村的赤腳去踢鐵板而已，視為集思會的倒郝運動可也，但卻不是重返聯合國運動。

不能「重返」就申請「加入」，而不用「中華民國」名稱，或用「台灣共和國」，或名義「彈性說」。「加入」和「重返」的意義不同，程序也不同。「重返」還是「一個中國」的立場，只是以中華民國的「一個中國」取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中國」。在程序上，是經過聯合國會員大會，只要取得二分之一多數，安理會的否決權也無效。「加入」則是台獨或「兩個中國」的主場（「兩個中國」其實即台獨，新加坡也是華人社會並非中國），而不能排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席位。但在程序上「加入」是要經安理會通過，必然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否決，也不可能成功。除非中共能承認台獨，否則，「加入」之說不但在現實上不可能，在邏輯上也不可能。」

在國際法上要承認台獨，必須否定《開羅宣言》，或否定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中華民國政府以中國唯一合法代表政府光復台灣的事實，但這已是上帝也否定不了的歷史事實了。再者，即根據實力原則，在中國政府脆弱之際，以強大的國際壓力（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屈服中國政府的意志，放棄台灣主權的主張。後者，即郝柏村所期待的對大陸「和平轉變」，但在大陸「和平轉變」分崩離析之前，「加入」聯合國也是沒有指望的。

不過，觀察台灣政情的變化，總統府的「彈性說」是令人注意的。今年五月，李登輝總統在記者會上說，批評其「務實外交」為「獨台」，是中共對他的誣蔑，（「獨台」一辭，始於蔣經國時代的親台派旅美學者熊玠，而非中共）。但「彈性說」又何止「獨台」，而是如假包換的「台獨」。

我們不知道，「彈性說」是否出於李總統的本意，李總統執國家之大政，當知「如履薄冰，如臨深淵」之義，豈可兒戲國事開這種「彈性說」的台獨玩笑。李總統應知道，李潔明、白樂崎之類的美國政客和特務並不可靠。郝柏村是「過渡」的，李登輝同樣是「過渡」的，只是假借李、郝摧毀國民黨對台灣社會、政治、軍事的權力而已。在美國的心目中，下一個台灣的「兒皇帝」不會再是李登輝，而是儲備已久的彭明敏啊。

如果不是以台獨為目的，台灣也不是沒有重新參加聯合國活動的途徑，在九○年兩韓秘密談判破裂前的「兩韓共一席」即不失為參攷狀模式，海峽兩岸經過協商共組出席聯合國的代表團，共享聯合國的中國席位，非以國家為單位的經濟、文化、體育等組織則可分別組團代表出席。

這種「兩岸共一席」的模式，是堅守「一個中國」的立場，也應是中共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對台灣可能「善意回應」。除非中共放棄「一個中國」的原則，否則，一切的台獨或「彈性說」都是重返聯合國的不通之路，而只能是政客煽惑群眾欺騙人民的「政治秀」而已。

《海峽評論》第十期一九九一年十月

選舉萬歲 作者‧林正杰‧張富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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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自由小徑 康寧祥

「選舉萬歲」這本書，基本上是由三部份組成的：許信良的談話錄，選戰經過，青年看選舉。

在許信良訪問錄中，讀者可以看到兩名年輕的研究生，以犀利而富哲學意味的問題，企圖走進許信良的心靈深處，掏盡許信良的靈魂。從許信良靈光閃閃的答話中，讀者更可以感受到這名當代最富潛力的年輕政治工作者，才華是那麼的出眾，知識是那麼的豐富。

在敘述選戰經過這一部份，讀者可以看到一群熱衷政治改革的年輕人，在許信良的領導下如何排除來自權威方面的重壓「硬功」和權貴們勸退的說服「軟功」；另一方面又如何將來自四面八方散漫而熱誠的年輕朋友組織起來，和組織嚴密、財力雄厚，威勢非凡，但未能掌握民心的政團作戰。整個選戰過程剌激緊張，有恐怖，也有歡樂，最後在。一場驚險萬分的「火燒」中急速的結束。這部份的記錄是到目前為化最接近整個內幕的記述。由於真實性幾乎接近百分之百，故而讀者閱讀後，對桃園選舉的許多關鍵性傳閱和謠言，必然會恍然大悟。另一方面，這部份記述是由兩名熟悉政治理論，然後初涉實際政治的年輕人，以一種純真的筆調和坦白的態度，對整個事件過程中出現過的人物，一一加以描述。他們筆下的這些人物，很多都是當前的名流，我們期望這些「政治大人們」，對這兩位年輕作者，不禮貌或描述過份之處，能夠一笑置之。

「青年看選舉」是本書作著對選舉的感言，以及對臺灣民主前途的看法。從這一部份，我們可以了解年輕一代對政府的期待和政治的要求。

三十年來選舉的一貫現象，來自權威方面的做法，是絕對而配合緊密的新聞宣傳，軍、憲、警、公教、民間團體等組織力量的總動員，情報單位嚴密的選情查訪，以及治安人員軟硬俱來的施壓。在這種壓力之下非黨員候選人也就到處喊叫不公，擺出隨時要求救援的弱者姿態，並以此做為宣傳與演講的主要內容。加果遇到選戰激烈，來自權威方面的過激壓力，更促成了全面的恐怖氣氛。這不是一個民主國家正常的選舉現象。如果我們不能設法走向正常歡樂而熱情洋流的民主選舉，中壢事件那種選舉糾紛事件必定有增無已，對於執政黨亟欲完成的民主憲政，也將更為遙遠。

從這本書裡，讀者可以發現一群期待國家復興，民族強盛，並熱衷於政治改革的年輕人，終於發現了民主政治的「自由小徑」。他們看到許多問題，是那麼的真實，而跟他們一向在家庭、學校、社會所看到的，以及大眾傳播和政治領導者所傳示的，又是多麼無法調和。他們學習了新的策略，他們更強烈地感到權力和正義的標準。這些感觸和經驗，都為將要來臨的一切佈置了舞臺。

＜序＞民主－新生代的追尋 許信良

像中國現代史上幾次大運動的初期徵候一樣，中國的新生代又開始不安而痛苦的追尋。

如果照古人的算法三十年為一代，差不多整整一代，海峽兩邊以及海角天涯的中國人，或者由於興奮，或者由於絕望，或者由於疲憊，似乎都停止了思考，他們只是追隨－追隨教條，追隨偶像，追隨無可奈何漂泊的生活。這也難怪，就整個民族來說，這是大運動以後的喘息和沉睡。

近百年來，古老而保守的中國民族卻是許多影響深遠的政治和社會運動的先驅。不管近些運動表面的主張如何，事實上都可以歸入兩大主流：五四以前的，是「民族的反省運動」；五四以後的，是「社會的改造運動」。

民族反省運動是一個自尊心受到傷害的優秀民族的必然反應，而社會改造運動則是民族反省運動的必然結論。不幸，中國現代史上發生的這兩大運動，卻特別狂烈，特別情緒化，以致禍亂相乘，功過難論。這多少應該歸咎運動的領導人物不夠成熟，或者，太慢成熟。

所謂成熟，是指對運動有正確的認識，因而能以適當的態度，遺當的方法，從事領導。成熟也罷，不成熟也罷，這兩大運動的叱吒風雲的領導人差不多都已經過了，即使還沒有過去的，他們在歷史上的意義也早已過去了。這兩大運動餘波盪漾，可是，他們波濤壯闊的時代，將永難重現。因為，大體上，這兩大運動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了。

中國從來不曾發生過真正的政治的民主運動，雖然八十年來，民主這一詞不斷成為運動的口號、政黨的教義、人們的口頭禪。這大概是因為民族的反省運動和社會的改造運動還沒有完全成功的緣故。一個優秀的民族絕不容被漠視－不容被外人漠視，也不容被少數壟斷政權的同胞所漠視。假使中國的政治領袖永遠是神祕兮兮的傳奇神話人物，假使中國的政治永遠不脫宮闈陰謀、特務控制、農民起義、民族反省運動和社會改造運動，不管有多少成就，最後終將落空。中國將重新墮入「一治一亂」、「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歷史輪迴。中國往何處去？中國必須是向民主！這應是中國新生代追尋的方向，也一定是未來新運動的主流。

在臺灣的中國人對中國所能作的最大貢獻，就是推動這個運動，領導這個運動，讓民主永遠成為中國的政治制度。在這方面，臺灣的新生代，比海峽對面以及其他中國社會的新生代，有更多更好的機會成為成熟的領導人物。本書的作者以及許多親身經歷這次桃園縣縣長競選運動的年輕朋友，都覺得他們忽然成長了許多。這比書中所記述的選舉過程和結果，不知重要多少！。

＜序＞「第一憨，選舉運動！」姚嘉文

本書作者林正杰和張富忠是實際參與這一次桃園縣縣長選戰的工作人員，他們就親身所見所聞，娓娓道出中壢事件的前因後果。雖然中壢事件發生以後，已經有很多報導及書籍介紹中壢事件，但是沒有像這本這樣動人、親切、深入的。

民國六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深夜，我在宜蘭省議員候選人林義雄選學事務所，主持自行計票的工作，接到電話知道中壢發生事件，雖然整個事務所充滿候選人當選的歡樂，但是我卻有無限的悲傷。對臺灣三十年的政治選舉，一向保持密切關注的我，整個晚上，心裡充滿痛苦與怨恨。候選人當選的歡樂，沒有辦法沖淡凝結在我心中的那份感受。

我一直希望有人能拾中壢事件的前因後果，以及它的影響，寫出一本書來，妤作為我們的警惕。林正杰等人的這本書，雖然還沒有辦法全部達到這個日的，但是至少已經很仔細的剖析中壢事件的原因。

作者想用這本書來介紹： 「選舉不是恐怖的事」，但是事實土我們所看到的，卻是「選舉是最恐怖的事」的事實。

在一個標榜民主政治的國度裡，政治選舉是一項和平、快樂、安全的工作，在競選活動時，候還人應該有充分的自由，並受到國家法律及公務人員的保護； 國家公款及公務人員（包括警察人員、治安人員，各級政府人員，各級學校教職員）都應該採取中立的態度； 公民營報紙都應該作公正平實的報導； 選舉監察機構盡責執行選畢法規. . . . , . 這些都是「合法的競選」。

在選民投票以後，選務機構應依據票櫃裡面的選票，正確的計算出來。他們的工作，就像市場的磅稱，只知道告訴買賈雙方貨物正確重量； 也像計算機一樣，只顯現出加加減減以後數學上的答數。絲亳沒有工作人員自己的好惡，他們只是「計算」各候選人的得票，而不是「決定」誰應該得多少票，這個就是「正確的計票」。

如果有「合法的競選」，有「正確的計票」選舉當然是一件和平，快樂而安全的事。

如果有「不合法的競選」，有「不正確的計票」，選舉將當然會是一件恐怖的事。

三十年來，臺灣社會流傳一句話：

「第一憨，選舉運動！」

政治選舉，是作為政治動物的人類，最重要的一種活動，為什麼充滿民主思想的台灣人。會把選舉當做是天字第一號的傻子行為呢?

這是有原因的。

每次選舉，不能隨便發表政見、選了半天，也不能弄清楚究竟候選人心裡在想什麼。

每次選舉，都有人替選民決定好什麼人應該當選，什麼人不可當選！

每次選舉，不為執政黨地方黨部所喜愛的候選人，一定是困難重重，一定要嚴格遵守那些既不合情、又不合理（更不必說是否合法）的選舉法規； 而另外一些人則採取「革命手段」，時時都宣稱「非常時期，必須用非常手段」！

每次選舉，都看到警察人貝、教員、公務人員、治安人員、農會人員. . . . . . 一大堆以後在法庭不敢承認有助選事實的人公開助選！

每次選舉，都有人傳單被搶（犯人還穿著制服呢！ ）； 有人被恐嚇（恐嚇的人還有特別身份證明呢！）

每次選舉，老百姓的血汗錢－國家預算，地方預算－都大把大把的流入輔選單位，充當「忠黨愛國」的候選人的輔選費用！

每次選舉，辦理選務的人員事後都會懷恨的說：

「叫我下兩百票，害我們被老百姓罵死！ 」

於是，老百姓愛選的人，不一定能當選；當選的人不一定是老百姓要選的人，也不是老百姓所選的人！

中壢事件就是這樣發生的。

積壓幾十年的不滿，就像山口被封住的火山一樣，總有一天會爆發。

火山爆發的情景，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親歷其景的。

林正杰和張富忠在這次桃園的選舉中，是從頭到尾親歷其境的人，他們憑蒼青年人無限的勇氣與熱情，獻身在這次史無前例的選戰中，他們親自看到丁這次火山爆發的情形。他們想去阻止，也試看去阻止，但無法阻止。

中壢事件發生以後，大家討論到是不是應該從重處罰縱火燒分局的人。究竟是誰縱火辛。警方所提出的八個人是不是真的犯了罪？ 這些暫時可以不談，但是這些縱火的人是不是應該重罰呢?

他們的行為是什麼原因引起的呢？ 他們的行為嚴重嗎？

曾經聽到鄉人提到一個故事： 日據時代有一位朝鮮人在臺灣讀書，有一天晚上與臺灣同學煮點心，由他去拔蔥，他到日本人菜園裡拔了兩顆蔥，被日本人追趕，罵他是小偷，朝鮮人回頭站住，問日本人什麼是小偷？ 日本人說： 「偷拔蔥是小偷。」朝鮮人回答說： 「我拔兩顆蔥，是小偷；你們日本人偷了我們朝鮮，又算什麼？」日本人聽了以後，轉身回去，不再追他。

我常常會感歎，「偷蔥為賊，竊國如何? 」

放火燒警局的是公共危險，導致選民放火的人，又應該犯什麼罪?

用公款作私用，以有公職的人從事助選，穿著國家制服妨害他人的政治自由，選務計算人員作票，這些人，犯的是什麼罪？

希望讀者讀完這本書以後，再想想這個問題。

＜作者序＞選舉不是恐怖的事

早期基督教在傳教的時候，時時刻刻都擔心羅馬人把他們抓去餵獅子，所以傳教都在荒郊野外或秘密山洞裹。教徒們穿黑布衫，蒙著臉，拿著火炬，像是在從事陰謀活動一樣。

很不幸，臺灣過去的選舉就有這種味道。

這種不正常的恐怖大霧，實導因於某些執政黨黨工幹部對黨外人士的誤解。

本來，對於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黨外人士正是一股不可缺少的監督制衡力量，他們站在改革的最前線，勇敢的扒糞，勇敢的批判，使我們的政治得以「清虛日來，滓穢日去」。

但是，在歷屆的選畢中，執政黨地方黨工幹部，基於潛意識裹的懼共情緒，對黨外民主運動往往不能有正確的認識，對他們的批判言論有丁類似謀叛的猜忌，因而常給這些黨外人士戴帽子，說他們是「共產黨」、「臺獨」、「分歧份子」、「危險份子」、「野心政客」，說他們「思想有問題」，把他們當成叛國漢奸喊打喊殺，好像他們參加選舉就是造了反一樣。

由於這種誤解所造成的壓力，許多黨外人士也就擺出「民主鬪士」的姿態，甚至對整個執政黨充滿了仇恨。

這種相互的猜忌與仇恨，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恐怖循環。

這次選舉，傳統的恐怖大霧也毫不例外的降臨了桃園。去（六十六）年四月，許信良「風雨之聲」的刊行，固然立即引起社會譁然的議論，但是黨方也敏銳地嗅出許信良有意向組織挑戰，問鼎縣長。於是在眾多議論中，出現了一種論調： 如果許信良寫書是作為一種選前的。「戰術」，那麼就是「動機不純正」，就是「譁眾取寵」，「標奇立異」。

七月三十一日，許信良出版了「當仁不讓」，明白表示不計一切，問鼎縣長。八月十日，黨方公佈了黨提名的桃園縣長候選人。此後，種種輿論工具就開始斥責許信良是個叛黨： 叛國、沒有道德、沒有人格的野心政客。

這以後，許信良本人、許信良的家族，助選員、以及桃園縣的民眾，立刻陷入連續而廣泛的恐怖之中。此時，謠言四起，某一方面揚言要用車撞死許信良，桃園鄉下的民眾常常聽到有人在威嚇地說：「要許信良活下去，就別讓他當選！」； 為許信良助選，或公開表示過支持許信良的民眾，迅速地遭到名式各樣的威脅、警告。許信良每天四處拜訪，從各個角落得到的反應幾乎都是「我不敢出面，只能暗中支持你。」，許多支持者也都躲躲躲閃閃，潛入地下活動。一位熱心的眷村軍人，每次都戴看一頂鴨舌帽，匆匆的走過許信良家，擲下一封獻策信，然後繞過許家旁邊的水溝，從田間小道轉彎抹角的疾走而去。

面對看恐怖氣氛，善良的民眾所表現出來的反應，幾乎都是軟弱無助的。許多民眾都對許信說： 「你最好不要講話，不要批評政府，票我們一定投給你。」

同時，黨方也面對看另一種恐怖。因為許信良在各處都揚言「誓死反對選舉舞弊」。在競選活動開始前，黨方就從臺北調了十九部新近自日本進口的大型鎮暴車到桃國； 其他還徵調了大量的警官畢校學生、調查局人員、和保安。察到桃園工作。最後，幾乎整個中央黨部的組織工作會都在競選期間，移駐桃園辦公。

就在這如臨大敵一就在這如臨大敵的調動哄傳了桃圖的同時，黨方對許信良以各種方式疏導勸退不成之後，桃園縣開始繪影繪聲地傳播著一種消息： 「許信良是共產黨，。」許信良拿了中共的巨額經費來競選來。」； 「許許信良是個危險的、激烈的臺獨分子！」； 「許信良有國際背景，拿外國人的錢，仗外國人的勢來競選! 」「中共廣播時稱許信良為『許信良同志』，要他出來搗亂！」

這種雙方面的恐怖，一時陰霾霾地滲透了整個桃園縣。恐怖的大霧濃厚而潮濕地迷漫著。

許信良當時了解，恐怖的氣氛對雙方都是一種負荷，對社曾元氣更是無法彌補的傷害。於是許信良決定不再扮演傳統黨外人士慘愁悲壯的民主鬪士角色。

另一方面，許信良也了解： 如何吸引冷漠的人出出來投票，，如何讓害伯的人敢探出頭來； 如何開拓傅統選舉影響不到的票源； 如何提高真實投票率，是決勝的關鍵。

於是，許信良決定以「歡樂」來對抗「恐怖」。

終於，博覽會式的總部出現了，大汽球飄起來了，帳蓬搭起來了，花花綠綠的海報出籠了。類似西方民主國家選舉的歡樂氣氛首度在臺灣出現。

十一月六日，正式競選活動三天前，許信良競選總部海報板上一筆一劃的寫上了幾個大字：

「選舉不是恐怖的事，讓我們輕鬆、愉快、公平、合法的參加競選。」

這句話有強烈的暗示和鼓舞作用，三天之內傳遍了全縣各地。

於是，恐怖的大霧暫時散了。

雖然打從正式競選活動的第一天開始，擁許的民眾和擁歐的民眾就發圭程度不同的衡奕，但是在民眾方面，歡樂的氣氛仍然雜持蒼。只可惜到競選活動的最後一天，眼見大勢已去而挫困燥悒的擁歐「民眾」，終於對許信良的車隊公然施暴。許信良險遭不測，而七名許信良的助選人員」卻負了傷。

歡樂氣氛吸引出來的，又再度被恐怖籠罩了。

越接近投票日，擁許的民眾，就越深刻地感到作票的恐懼。「作票」，是一種以組織和強制力量，壟斷性地否決經由投票所表現出來的民眾意願底行為。

在道種恐懼下，許信良組織了人數眾多的監票隊伍； 為了保衛自己投下的一票，保衛自己所表示的政治意願，千萬民眾，也自動自發的用自己的時間、工具－甚至武器監誓開票。

民眾群集的監票行為，引發了黨方對於暴亂的恐懼，從而積極佈署了許許多反監票的行動. 在投票當天，倍增的警力，遍佈各個所在； 故意穿著跆拳道制服的治安人員，到處巡行； 大量的警校生身著便衣，佈建各處： ，鎮暴車也巍巍然亮了相。許信良的監票員，有的遭到短暫的拘留，有的被沒收了相機。為了因應這新的、更為具體的恐佈，許信良總部工作八員，也必須隨身帶著石頭、鐵鎚、鐵條、和木棍等「武器」。事實上，從投票日一大早開始，就不斷地發生著民眾、許信良監票員、選務人員、擁歐民民眾間的爭執與鬪毆。這些爭執和鬪毆，加上選務人員廣泛而無忌憚地地作票的消息，使得民眾感到無力保衙自己的政治意頤。民眾忿怒、挫折和燥悒的情緒達到了沸點，終至於引發了「中壢事件」。

中壢事件發生的十二個小時，是恐怖最高漲的時刻。

當警方射出催淚彈，民眾跆然奔跑的時候，全中壢一時被鎮壓的恐懼所襲，商店關門，住家閉戶，行人奔走。他們曾隱約地喚起二十多年前恐怖的記億。

而平時代表政府執行制裁力的警方，面對著三十年來未曾親見的上萬抗議民眾，也倉惶不知所措。警察脫掉一掉制服，藏起槍枝從後面撤退； 所有平時代表權力的機關，辦公室中都空無一人。

中壢警察分局本身著了火； 鎮暴車也被翻倒在地上. . . . . . 。

「中壢事件」過後，報紙上「嚴懲肇事份子」的言論，唱入雲霄。尤以聯台報上的社論和所謂的「讀者投書」，更是鎮壓和最懲論調的典型。中央日報副刊上，也列出一篇滿是政治羅織誣陷和恐嚇的「請問篇」。

此外，昏瞶的戰慶輝立法委員更主張「不可以婦人之仁」處理「中壢事件」，要「嚴懲禍首」，以杜亂萌，並對本省同胞恁恣、粗暴地加以侮辱。

在一片嚴懲聲中，中壢人民便陷入從未有過的恐懼： 大逮捕的恐怖。群眾中哄傳著情報單位如何在事件中動員了數十架「紅外線照相機」，參加了焚火翻車的群眾，盡收相機之中。於是到處流傳看無法證實的逮捕消息，真是人心惶徨，不可竟日。

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裹，沒有一個公正的人士敢出來為「中壢事件」澄清，也沒有一個人敢出來為廣泛的桃園民眾說一句公道話。苦悶、恐懼和悒忿，籠罩著整個桃園縣。

過了一陣子，才有「夏潮」、「這一代」、「中華雜誌」等幾份雜誌，委婉地為「中壢事件」申訴。

這時期，最令人激賞的莫過於新選入省議會的黨外省議員，他們為「中壢事件」提出了勇敢的、具有歷史意義的質詢。中壢的民眾，租了一部遊覽車，特地到省議會去聆聽這個質詢。但質詢的詳細內容，卻被各種勢力封鎖了。

「邱奕彬偽證案」終於在廖宏明檢察官的起訴下開了場。

然而，即使在這「敬訓」性的法庭中，黨方依然充滿了對於暴亂的恐懼。「偽證案」。計開三庭，庭庭法警林立。第三次開庭時，連法庭外各個戰略地點上，也是憲警林立立。每一個進入法庭的人，都必須經過法警嚴格的搜身。此外，有三部鎮暴車在附近待命。

民眾對於「偽證案」起訴的抗議，是更熱烈的關切，使每一次法庭都擠滿了人群。黨外民意代表黃玉嬌、康寧祥、黃信介、張俊宏、蘇洪月嬌和姚嘉文律師都列席旁聽。

「偽證案」初審宣判之日，法院與憲警方面，為防患民眾滋事，從上午起也一直商討到下午。當法官畏畏縮縮地宣判邱奕彬一年半的徒刑，全庭民眾都跺腳抗議。

接看，就是一系列對「中壢事件肇事份子」的逮捕。

就在同時，暴露了楊梅第二七九投票所的舞弊案。這個足以生動地說明作票並不止是「謠言」、「偽證」的醜聞爆發之時，許信良早已是法定的桃國縣長。然而，即使是縣長，也受到某方面警告，不許將二七九投票所舞弊嫌犯陳木樞停職。但這個警告，對許信良並沒有任何作用。

這一次的選舉，許信良在重重壓力之下，並沒有喊救命，也沒有抬棺材，反而費盡苦心的嘗試在凝重些的恐怖大霧中，打出一盞「歡樂」的明燈。當許信良總部一筆一劃寫上「選舉不是恐怖的事」的時候，我們彷彿看到民主的德先生，伸出他友誼的雙手。

雖然最這次選舉活動辦得最歡樂的桃園，發生了最恐怖的中壢事件。我們仍然相信，「選舉不是恐怖的事」這句話，將為臺灣民主政治的建設，帶來長遠的影響。這句話將將打破多年來猜忌與仇恨所造成的恐怖循環。我們更冀望億萬同胞，從「選舉不是恐怖的事」這句話，進一步領悟到「要求民主不是恐怖的事」； 那麼，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終必實現。